1. 安妮弗蘭克怎麼樣
在電影Before Sunrise中，Celine對Jesse說，維也納無名公墓一個13歲小女孩的墓碑曾給少女時代的她留下深刻印象：「我第一次來這就是13歲。而現在我長了10歲了，我想她大概仍然是13歲……這對我來說意味深長。」 昨天，媽媽看我從書架上整理出的三本《安妮日記》和兩本安妮61弗蘭克傳記，問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她的時候，我想起了這段台詞。因為，安妮對我的意義，大概也是如此。 第一次知道安妮61弗蘭克的時候我還不到十歲，從同學那裡借來《安妮日記》的縮寫本。那時我還絲毫不能體會到這本書的價值，也並不懂得那段歷史。借給我這本書的同學神秘兮兮地翻到安妮和彼得初吻的那篇日記給我看，兩個小姑娘偷偷摸摸地一起讀著安妮筆下她初次的情感萌動，為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阿姆斯特丹那座閣樓上的那個吻而羞澀、好奇、激動——這就是《安妮日記》給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 十六歲那年的春天，我在學校附近的書店買下了我的第一本《安妮日記》。那時的我也剛開始寫日記，對安妮所寫的那些生活中的細節與感情完完全全都能夠感同身受；她的很多句子，簡直就是寫出了我未曾付諸筆端的想法——但是，她竟然必須躲藏在密室中長達兩年，她竟然死在了集中營里！這讓我感到震撼和悲哀，我渴望了解日記之外的她，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她的事情，於是陸續買回了她的兩本傳記和之後出版的兩個日記的全譯本。 這本《安妮61弗蘭克》應該是所有安妮傳記中內容最為詳盡細致的一本，對於喜愛安妮的人來說，它的價值無可估量。就像作者自己所說，這本書沒有一個細節是虛構的，做了大量的調查、搜集了盡可能多的片段，拼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反映了安妮短暫的一生；非常珍貴的是，這本書的結語正是安妮的幫助者蜜普61吉斯專門為其所撰的短文。這本安妮的傳記幫助我從一個更加客觀的角度去了解了安妮：她的家庭、朋友、童年，以及她在被捕後的情形。描寫安妮在集中營里的章節，讓我幾乎不忍卒讀。更深的了解之後是更深的悲哀。安妮61弗蘭克是多麼平凡的一個小女孩。她渴望學習、渴望玩耍，渴望得到別人的贊美與認同；她喜歡上課講話，和我一樣喜歡歷史而討厭代數幾何；和我一樣，她想要去倫敦和巴黎，想要學習文學和藝術史，想要做一名記者，想要快些長大，去感受這個世界。但是，她在集中營里悲慘地死去，沒有得到繼續學習和長大的機會，死在了一個少女本該最美麗的十五歲。而這一切，只因為她是個猶太人——這個理由在安妮燦爛的笑容下是多麼蒼白！她的命運在那個時代被重復了六百萬次——這不是一個可以平靜面對的數字，這是六百萬個和安妮一樣鮮活的生命和靈魂。 07年12月2日，十七歲的我在其中一本《安妮日記》的扉頁上用鉛筆寫道：「讀了她的日記，我才真正體會到了戰爭的可怖，二戰時期猶太人的悲慘命運。安妮只是一個同我一樣的女孩子，渴望學習、長大、擁抱整個世界。她活潑輕快的筆調讓我無法相信，這本日記的主人早在六十年前就死在了納粹的集中營里。有時候我會想，如果密室不被發現、安妮沒有死，或者就不會有《安妮日記》的出版和轟動世界。但我寧願永遠讀不到這本書。我更希望安妮能夠健康地成長，能夠活下去。那麼，現在的她，該是位老婦人了。」 每一本《安妮日記》都有一個令人痛徹心扉的結尾：安妮的日記到此結束。安妮最終也沒有能得到她所渴盼的自由。但至少，她實現了她許許多多夢想中的一個：她活了下去，即使在她死後。
2. 安妮弗蘭克簡介
安妮·弗蘭克，1929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猶太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開始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弗蘭克一家移居荷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德國法兩斯佔領了荷蘭，在這里避難的猶太人同樣遭到殘酷迫害。為了逃避納粹的逮捕、監禁和屠殺，弗蘭克一家在朋友的幫助下，躲進父親的公司大樓里一處隱蔽的地方，直到1944年8月有人告密，隱匿的8個人被捕並關進了集中營。到戰爭結束，只有其父一人生還。他整理了安妮在隱匿期間的日記，出版後引起關注，並被譯成多種文字。
3. 弗蘭克·蓋里的人物傳記
原作名：Conversations with Frank Gehry
作者：[美]芭芭拉·艾森伯格
譯者：蘇楓雅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2013-4-1
頁數：340
定價：98.00元 他白天是卡車司機，晚上在夜校學建築；他改名gehry，理由是字母排列的形式感；
他在美國陸軍戰隊開始設計生涯，把軍隊廁所的標語設計得像是天主教堂的裝飾手抄本；
他的作品被人當面說成「that piece of shit!」；
他設計過狗屋，還被買家抱怨進度太慢；
他的設計方案，引來共和國總統參與討論；
他還被《辛普森家族》調侃是在垃圾箱里尋找靈感的建築師……
他是弗蘭克·蓋里，當代最具創新精神與影響力的建築家。他是擁有地標性建築最多的當代大師，享有包括建築界最高榮譽——普利茲克獎在內的無數肯定。他桀驁不馴，率性直言，對他的誤解與對他的推崇幾乎來得同樣猛烈，面對周遭揚抑的聲音，他始終堅守自我。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洛杉磯迪士尼音樂廳、布拉格「跳舞的房子」、蒂凡尼的珠寶……他只以不斷創作回應疑惑，大膽探索，拒絕自我抄襲與自我設限，他的作品與他在書中娓娓道來的人生故事一樣，永遠超乎你的想像。
本書是建築家弗蘭克·蓋里的訪談傳記，蓋里在書中坦誠地與讀者分享了他八十餘年的人生經歷，他少年時代的經歷，他成長為建築師的艱辛道路，他對建築與創新的思考還有他的人生信念，他每一件作品背後或奇妙或心酸的故事以及那些對他影響至深的人事物……這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建築和建築師的書，也是一段在積累與沉澱中沖破困境的生命記錄。 推薦序
前言
設計夢想屋
第一章 學習之路
起步——從多倫多到洛杉磯
蓋里大兵的從軍生活
勇往直前——成為哈佛人
藝術品該有廁所嗎？——蓋里與藝術家的交會
第二章 創新之路蓋里名揚海外
密西西比河畔的廟宇——靈感、藝術與展覽空間
終於，當上在地英雄——迪士尼音樂廳的波折與成功
畢爾巴鄂效應
第三章 穩健拓展
工作側寫
與天才攜手共創——MIT史塔塔中心
躍上大銀幕與Tiffany展示台
雙海岸：大西洋院與格蘭大道
蓋里建狗屋
衣錦還鄉
遲暮之年
致謝 如果將弗蘭克·蓋里的建築作品剖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在熱情奔放，充滿動感的藝術形式背後，還隱藏著一條邏輯，嚴謹的現代功能主義的線索。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在復合曲麵包裹的後面，多個尺度不一，矩形方盒子的組合實現了對傳統美術館內部「白立方」空間特徵的基本訴求。
個性且藝術化的形式與現代功能主義的邏輯，就似弗蘭克?蓋里建築生命中DNA相互纏繞的兩條曲線，清晰的勾勒出他建築人生的軌跡。建築評論家們往往沉迷於弗蘭克?蓋里建築放盪不羈的雕塑形式和他個人藝術家的個性與風格，而往往忽視他作為真誠的現代主義的信徒，所本能地體現出他還是一個現代功能主義的建築師，這種本能就像DNA一樣，深深地根植於他的建築生命之中，源於他所成長與受教育的時代。
毋庸置疑，弗蘭克·蓋里不是藝術家，因為，時至今日，還沒有哪一位藝術家能有機會，有能力去駕馭尺度如此之大的城市雕塑，但他也不是評論家眼中的純粹的建築師，因為他從來都主觀地認為：「除了藝術，建築什麼都不是。」我們很難用今天建築學的體系去定義他的建築，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理論，從不著書也很少教書。但在我看來，弗蘭克·蓋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建築師，是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建築師，因為他為這個時代留下了會說話的建築，充滿了情感，藝術情趣的建築神話。
——著名建築師 朱錇
4. 如何評價電影《陽光小美女》
七歲的奧麗芙帶著一副大眼鏡，還有一個大肚腩，非常喜歡美國小姐，她一直以來都做著一夜成名的美夢，堅信自己長大以後能成為美國小姐。不尋常的小女孩註定生長在一個不尋常的家庭，一家之主，也就是他的爸爸查理可以說是一家人的典範。他是一名講師，到處推銷自己關於成功的理論，嚴格遵守了想要給別人洗腦，先要給自己洗腦的原則。一直堅持認為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成功者和失敗者，一言不合就是一段「成功九部曲」。
片子沒有強行說教，沒有耳提面命，甚至也沒有設置具有強大的沖擊力橋段，直至最後也沒有強行植入的突兀哲理此時的「脫衣舞」其實早已超越了世俗的意義，這更像是一首靈魂贊歌。奧麗芙小姑娘雖然永久的被取消了參賽資格，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陽光小美女」，相信每一位看過的觀眾心裡都已經有了答案。
5. 安妮日記,從中受到什麼啟示
戰後在阿姆斯特丹的安妮舊居內，重新放置了用作屏蔽後宅的書架。這本日記高度的文學價值一直倍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日記的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後不久便與奧托·弗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內容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細致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在日記的美國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美國前第一夫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序言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在歷史上眾多在重大痛苦和損失之時為人性尊嚴發言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聲音比安妮·弗蘭克的更鏗鏘有力。」（Of all the multitudes who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spoken for human dignity in times of great suffering and loss,no voice is more compelling than that of Anne Frank）同年，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什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象徵。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柯林頓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里和盧安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1994年，在獲得安妮·弗蘭克基金會頒授的人權獎後，納爾遜·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他說在讀了安妮的日記後，「從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和安妮對納粹的反抗相提並論，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不斷被和安妮·弗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必定會失敗。
同樣於1994年，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回應怎樣面對當時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回答說：「安妮·弗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義大利作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弗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了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眾，是因為「接受安妮·弗蘭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寫的安妮·弗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眾對「安妮·弗蘭克代表著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害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人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廣泛，如此的深遠。
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系裡，都是子女承受著父母知名所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提到了出版商解釋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說法。「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眾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發生著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志出版了一期題為《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上，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上，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上。」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是的態度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的文學水平。不論從什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
6. 求《Little Miss Sunshine》詳盡的影評
作為一部風格另類的喜劇，本片的總投資為8百萬美元，在獨立電影里已算奢侈了。從開拍到上映經過了5年的時間，原因只有一個--找不到投資方。由於本片並不出自大導演之手，題材不驚世駭俗，又沒有一個大牌演員加盟，劇本幾經轉手，只有「焦點」公司慧眼識珠，表示出了興趣。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一名被劇本深深打動的富翁伸出援手，簽下支票給「焦點」公司作為招募演員之用，恐怕本片仍然開不了機。吸引不到更多的投資，使得原本計劃在美國拍攝的影片，為了省錢差點被拉到加拿大去湊合，在導演的強烈堅持下才讓觀眾現在能夠欣賞到從美國中部到南部的旅途中，最原汁原味的美國風光。
曾記得國內某電視劇中的一句台詞，一個人不靠譜還算正常，但一家人都不靠譜那就絕對不正常了。用這句台詞形容這部《陽光小美女》似乎頗有些戲謔的意味，但看過本片的人自然會明白其中的道理。這的確是一個奇怪的家庭，一家子似乎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毛病。
首先是挺著小肚腩的奧莉芙，長相平平卻極度愛美，整日里模仿著電視上各種選秀小姐得冠後的搔首弄姿之態。故事的導火線也因她而起，參加一個《陽光小美女》的選美活動，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全家人一起出動，還必須開著一輛破爛的麵包車，於是一個黑色的幽默便開始了。
但全家一起出動決不意味著這個家庭的凝聚力，相反，這是一個瀕臨破碎的家庭，爸爸理查德處於事業低谷，但屬於認不清形勢，屢敗屢戰的那種類型，而媽媽謝莉爾對老公事業漠不關心，相反時時暗示著兩個人的婚姻將走到終結。兒子德韋恩是一個尼采迷，發誓只有當上飛行員才開口說話，實際上是借機逃避這個混亂的家庭。爺爺的情況更糟，吸毒被趕出了老人院，對孩子們的教育往往出格得毫無道德可言。唯一還算正常的是謝莉爾的哥哥弗蘭克，但實際上卻是一個由於事業感情雙重打擊下的自殺傾向者。於是，這樣一個奇異的六人組合便一同出發了。
分崩離析的人物性格造就了這個家庭潛在的一種危機感，所有倒霉的事情必將接踵而來，無論如何避免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美國標準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危機。在這點立意上與當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美國美人》有異曲同工之處。
對於一般的家庭來說，其危機不過幾個方面，第一便是生活的窘困。理查德似乎是這個家庭中唯一的一個經濟來源，但事實上，他的事業極度不成功，失敗，雖然他不願意提及，但事實上這種預兆早已在他的腦海中形成了，於是，他需要的是成功，一次徹徹底底地成功。當理查德確認奧莉芙有信心奪得「陽光小美女」稱號之時，他立即同意全家一起前往。這絕不是一種親情的表現，而是因為他需要的成功也許將在自己女兒身上體顯出來，雖然對家庭狀況對自己的事業並沒有幫助，但這種成功的滋味卻是他所要的。於是，這種嫁接在女兒身上的成功渴望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他事業的無成。後來事實果然如此，他的推銷計劃徹底失敗，雖然他做出了最後的掙扎，但失敗還是註定的，這家人終於破產了。
破產對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來說是致命的，至少媽媽謝莉爾是這樣認為的。於是她繼續給理查德施加著壓力。作為一名家庭婦女，她所關心的當然是生活的質量，生活的水準，於是她的嘮叨當然可以理解，但破產則意味著失去了中產階級的社會標簽，恐怕這才是她最不能忍受的。帶著孩子去參加選美比賽，這本來是一個美氏家庭的正常生活，作為母親雖然有溺愛的成份在裡面，但更多的是一種借奧莉芙選美而成就的自身標識作用。於是，我們看到的理查德與謝莉爾其實都是一樣的，同樣的社會所屬性，當他們達不到自己心目中的那種地位之時，兩個人都多少有些失落感，只是一個表現為對事業的過於執著，一個則表現於對家庭對老公的不滿而已。
德韋恩看上去是一個自閉的少年，事實上在許多家庭都會存在這么一個角色，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基本上失去了社會地位的家庭中。於是，德韋恩作為一個少年，他從精英文化中得到一種滿足，不說話雖然表面上意味著他對這種中產階級家庭的疑問與蔑視，但實際上卻是一種逃避，由於看到了家庭沒落的一種逃避思想。從精英角度來說，他其實在內心中極度想重振這個家庭，想改變現在的家庭窘狀，只是作為一個少年人無力而已，於是，他便躲藏在自己的世界裡，封閉起來了。
弗蘭克這個家庭的外來者恐怕是最為清醒的人，作為一個曾經的知名學者，雖然由於同性戀的性取向，由於事業上的不如意致使他個人成為一個失敗者，但實際上，弗蘭克並沒有這種中產階階家庭的危機感，他更多的是處於自己的思想里，也正因為如此，他實際是導演設置進家庭中的一個旁觀者。於是，他的問題也最容易解決，當小店裡看到以前的同事時，他雖然有些失落，但並沒有絲毫想不開的跡象，他已經認可了失敗本身，隨著劇情，他所做的只是目睹其它人的失敗。
爺爺是影片內核的主角，雖然他吸毒，甚至喜歡那些極度意淫的東西，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心理最為健全的人。當奧莉芙准備參加「陽光小美女」選美的時候，他自動擔當起了教練的角色。看到德韋恩自閉，爺爺又以一種非正常的方式開導著這個孫子。面對兒子的失敗，爺爺也是採取了鼓勵的態度。於是，爺爺這個形象十分地典型，他拋開了中產階級家庭中那種虛偽的面紗，以一種親情引導著這個家裡的每一個人，甚至包括弗蘭克，一種自由的解脫方式。
作為精神內核，爺爺死於吸毒，雖然這是一種惡跡，頗為中產階級家庭所不齒的行為，但事實上，這意味著爺爺以自我的性情而終其一生。
於是，當理查德決定瘋狂地帶著老爺子的屍體趕奔選美賽場的那一刻起，影片中的人物便開始了真正的變化，家庭也真正地開始凝聚了起來。
首先，理查德的這個決定是放棄了失敗，此時他堅持讓奧莉芙比賽已經不是單純的追索一個勝利的契機，而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紀念。
德韋恩發現自己失去了當飛行員的機會，也就同時發現了自己成為一個精英的可能，他便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當妹妹的手臂搭在他肩上的時候，德韋恩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再也沒有任何顧慮了。
而當理查德與德韋恩發覺奧莉芙並不是想像中的一定能獲勝之時，他們生怕傷了小女孩的心，由此也可以看出，那種對勝利的渴望對精英意識的崇拜甚至歇斯底里已經不存在了，每一個人更關心的是家庭中的其它成員。
是不是名義上的中產階級家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家庭，囂張的爺爺雖然死去了，但他將這種家庭觀念深深地植入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最後的比賽與勝利已經毫無關系，小奧莉芙那段令人捧腹的「艷舞」只有兩個作用，一是由於親情而對爺爺的紀念，二是對那種失敗處境的調侃。
也許，給家庭植入了一些社會標簽反而令家庭變得沉重，拋開這些，當我們在導演的黑色手法中細細琢磨的時候，我們當然發現了這些關於家庭標簽對家庭關系的沉重打擊，好在劇中人都將這種標簽，這種頗具社會性的標簽看淡了。
但這僅僅是一則黑色的喜劇，雖然導演的取向令觀眾更加註重家庭，但沉重的社會問題依舊存在，親情只是調劑失敗的一時之用。於是破產之後重拾家庭的親情還是在社會標簽之下讓家庭繼續存在問題呢？恐怕導演也不能給出一個兩全的故事！
7. 安妮·弗蘭克的社會評價
正面評價
這本日記的高度文學價值一直受世人重視。美國知名劇作家梅耶·萊文（Meyer Levin）曾以「有著嫓美長篇小說的張力」來形容安妮的寫作風格，並受到她的日記啟發和感動，在日記出版後不久，便與奧圖·法蘭克合作把日記內容改編為舞台劇。另外，著名美國詩人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記描寫的內容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態，而且「以細致而充滿自信，簡約而不失真實地描述了一個孩子轉變為成人的心態。」
在日記的美國發行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在序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其中一個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前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說中提到說：「在眾多於我們歷史重要關頭，站出來為人性尊嚴辯護的人當中，沒有誰的說話比安妮法蘭克更鏗鏘有力。」同年，一位蘇聯作家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甚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也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一個象徵。希拉里·柯林頓（即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夫人，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候選民主黨提名人） ，在她於1994年接受埃利·維瑟爾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利蘭和盧安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在獲得安妮·法蘭克基金頒授的人權獎後，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 他說在閱過安妮的日記後，「在當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喻為安妮對納粹的反抗，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都在被跟安妮·法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是必定會失敗的。」 來把兩種信念連系在一起。同樣地於1994年，前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在響應怎樣面對當時的東歐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的政治與社會變化時，也回答說：「安妮·法蘭克留給後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存在，並且對我們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義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經表示安妮·法蘭克之所以被廣泛認為代表著在二戰中數以百萬計受害的民眾，是因為「接受安妮·法蘭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萬與她一樣的受害者要來的容易。也許這樣比較好吧，人們總不能活在成千上萬悲慘故事的陰影下。」而奧地利作家瑪莉薩·穆勒（Melissa Müller） 在她的撰寫的安妮法蘭克傳記的後記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並且試圖消除公眾對「安妮·法蘭克代表著六百萬納粹集中營受難者」的誤解。她寫道：「安妮的生命 與死亡都是她的命運，而那六百萬受害者也有著自己的命運。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萬被納粹奪去的性命，他們也有著自己與別不同的命運……但她的命運，依然使 我們明白大屠殺對猶太人的影響是如此的廣，如此的深遠。」
安妮的父親，奧圖·法蘭克在餘生都致力於維護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這樣給我的感覺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關系裡，都是子女承受著父母知名所 帶來榮譽和負擔，而我卻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認為日記何以如此暢銷的意見。「他們說，日記觸及的日常生活細節是如此的廣泛，致使幾乎每個讀者都 能在日記中找到觸動自己的共鳴。」著名的「納粹獵人」西蒙·維森塔爾認為，安妮的日記大大提高了公眾，對那些在紐倫堡審判中已被確認的屠殺罪行的注意和認識，因為「人們都認識這個女孩。人們都知道大屠殺對她的影響，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發生著的事，所以人們都能明白這個罪行的影響。」
於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志出版了一冊題為《TIME 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別期刊，安妮·法蘭克獲選為其中之一。編者羅傑·羅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 對她的貢獻作出了這樣的評價：「安妮的日記燃起了所有人對她的熱情，她使人們認識到大屠殺、反猶太主義，也使人們認識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為現代世 界的精神象徵－不論是在受著各式各樣影響的個人精神道德，還是在堅定人類對生存的渴望，與對未來的憧憬上。」 他同時表示，當人們敬重安妮的勇氣與實事求事的態度時，同時她對自身的分析能力與寫作能力亦使人欽佩，「她的聲譽所以能長存不朽，主要是因為她具有高度文 學水平。不論甚麼年齡來看，她都是一個水平極高的作家，能在當時殘酷的現實環境下寫出了如此優秀的作品。」
負面評價和訴訟
日記自20世紀50年代起受到公眾關注後，開始出現不斷的批評與質疑，也有著作申述這些批評，最早期的著作來自瑞典及挪威。在這些負面評價中，曾經有人質疑日記的作者不是安妮·法蘭克，而是劇作家梅耶·萊文。
於1958年，當安妮的日記改編的舞台劇在維也納上映時，在席的西蒙·維森塔爾受到一班抗議者的滋擾。那些抗議者質疑安妮·法蘭克是否實際上不存 在，並挑釁維森塔爾要求他找出當年逮捕安妮的軍官以茲證明。後來於1963年維森塔爾找到了當時的蓋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與他的會談中， Silberbauer對當時的罪行直認不諱，並在一張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認出了安妮·法蘭克。他並供認了整個逮捕過程，也記得在過程中曾翻倒了一個載 滿紙張的公文包。這些證詞後來全被其它目擊證人，包括奧圖·法蘭克予以證實。這次事件也平息了對安妮·法蘭克是否存在的質疑。
除此以外，有批評者提出了對作者新的質疑。批評者認為，安妮的日記實際是親猶太組織的宣傳品，而奧圖·法蘭克亦被指為騙子。於1959年，奧圖·法蘭克於德國呂貝克對一名曾為希特拉青年團成 員的教師Lothar Stielau興訟，控告該名教師在校報上詆毀日記為贗品，後來同時控告了在呂貝克一份報紙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開庭審訊後，法庭分析了日記的手稿，在1960年確認了日記筆跡與已知的安妮·法蘭克筆跡相同，並確定日記為真品。法庭判決後， Stielau撤回本來的言論，而奧圖·法蘭克也沒有繼續追究。
1976年，奧圖·法蘭克控告法蘭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發詆毀日記為贗品的小冊子，法庭其後判決Heinz Roth被罰款500，000馬克及監禁6個月。Roth其後提出了上訴，但他於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訴也被駁回。
同年，奧圖·法蘭克也對Ernst Römer提出了訴訟，指他印發一本名為《暢銷書安妮日記的謊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冊子。此案在法庭審訊時，一個名為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發此本小冊子，結果他也被起訴。法庭其後判決Römer被罰款1,500馬克，而Geiss則被判監禁6個月。在上訴後刑期雖然獲得減少，但此次案件卻因為奧圖·法蘭克後來對刑期的再度上訴，超逾了當地有關誹謗的法律條例范圍而結束。
在奧圖·法蘭克於1980年死後，安妮的日記包括書信與分散的頁紙，按他的遺願被轉交予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後來在1986年委託荷蘭司法部對日記進行司法科學鑒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記的筆跡並與過往案例作對比，證實筆跡脗合，而日記上的紙張，漿糊與墨跡亦被確認為與日記撰寫年代脗合，最後安妮的日記正式被荷蘭司法部確認為真跡。後來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綜合研究結果與原稿及其它資料，出版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於1990年3月23日，德國漢堡地方法庭對此版的日記進行了確認。
1991年，兩位大屠殺否定派學者羅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 與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為《安妮的日記:另一面接觸（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這本著作宣稱日記由奧圖·法蘭克撰寫，並提出日記內容有不少矛盾，質疑躲藏在隱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風格及文筆與同年齡的青少年有別等問題。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之家與位於瑞士巴塞爾的安妮·法蘭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動用民事法，禁止該書在荷蘭的進一步印發。於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記及其內容真實性的印刷品出版，違者將被罰款25,000荷蘭盾（約11350歐元）。
8. 陽光小美女的幕後製作
前期籌備
《陽光小美女》誕生的過程是無比艱苦，從籌拍到上映共用了5年的時間。影片的劇本是由米歇爾·安德特寫的，然而在他寫完這個劇本之後找不到任何製片公司接收，沒有任何公司對這個講述這個小家庭瑣事的劇本感興趣。輾轉之下劇本被BIG BEACH公司的製片人馬克·特托圖看中，於是投資800萬美元資助拍攝這部電影 。
演員選擇
首先選中的是出演爺爺的阿蘭·阿金，這個老牌演員在《二十二條軍規》、《剪刀手愛德華》、《愛神》等電影中都有很不錯的表現，這個老演員在看完劇本之後說就算不要片酬也會出演這部電影。接著加盟的則是扮演爸爸的格雷戈·金尼爾，這個曾在《盡善盡美》中扮演同性戀畫家與傑克·尼克爾森飆戲的演員已由當年英俊小生變成了成熟男人，看到劇本之後同樣深受感動同意出演。而史蒂夫·卡萊爾也邀請他參演舅舅弗蘭克一角。隨後托妮·柯利特、保羅·丹諾等演員也在劇本和導演的魅力之下加盟了電影 。
尋找發行
在拍完之後，製片人馬克帶著這部電影四處尋找發行公司，然而對於這部沒有大明星、沒有爆點的電影，許多公司都視而不見。馬克在四處碰壁之後輾轉來到聖丹斯電影節，這部電影在這個獨立電影節上大獲成功之後才引起人們的注意，最後20世紀福克斯探照燈公司以1000萬美元買下該片的發行權，創造了獨立電影版權叫價的歷史新高 。
9. 《陽光小美女》的影評
看一年的電影，又有多少能打動人心，偏偏遇到這部《陽光小美女》為所有沉浮世間的芸芸眾生，狠狠地朝著主流價值觀樹了一下中指，有種意想不到的快意。最初看這部影片也只是當作喜劇片來打發時光，看到最後卻有種酸楚由然而生，這種感受說不清道不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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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銀幕上小肥妞奧利弗第一時間出現時，心中不免有幾分失望，難道說這就是所謂的「陽光小美女」。而後家庭成員一一登場，全都是一副失敗嘴臉，讓人生厭，故事的鋪開也是平平淡淡，全然看不到這部影片的精彩之處。然後是全家上路，為的是小肥妞的選秀夢想。依舊還是美國公路電影的老套套，想必精彩的應該是在這路途之上，果不其然路上霉運不斷，坎坎坷坷，每個人都不順心，當然也引出些幽默橋段。可這樣的幽默既不新鮮也不精彩，也不能令觀眾達到捧腹之效果，一切都顯得那麼泛泛。
說句實話這部獨立影片為了尋找投資折騰了五年，在電影公司眼中影片的劇本太過平淡，缺少推動故事的大量戲劇效果。的確影片在大多數時間里未免有些讓人昏昏欲睡，不過影片的結尾奧利弗在選美舞台上大演一段脫衣舞，猛然間將影片推向了高潮，令人大笑不止，就象是死去的爺爺狠狠地跟世俗開了個玩笑，而在笑聲過後有一陣傷感湧上心頭，這樣的觸景生情斷然不是所有人能體會得到。影片在一家人倉皇上路中戛然而止，這樣的結尾很好，沒有傳統影片的美好收尾，卻留下無盡的回味空間。這部電影的妙處在於它最後一場戲來帶領你回味所有前面平淡的鋪陳，你能突然感覺到影片的靈性所在。
影片的名字里雖然有「陽光」，但故事其實並不陽光，或許其中稱得上光明的也就是親情的溫暖。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雖然在性格上都不那麼完美，但是卻都對奧利弗充滿了愛意，每個人身上都有說不盡的煩惱和壓力，卻都堅持帶著奧利弗朝她的夢想前進。最終夢想的落空是出人意料的，它顛覆了美國傳統家庭喜劇的團圓結局，使得影片有些灰暗和生澀，在品味中有一番苦味在其中。原以為有可能在結尾會有峰迴路轉的安排，可最終一直推崇贏家理論的父親也遭遇失敗，而兒子德韋恩的飛行夢想也破滅了，小女兒奧利弗也沒有成就她選美夢想，以及失敗尋死的舅舅弗蘭克和吸毒過量完蛋的爺爺，一家子沒有一個贏家，通通都是失敗者。由此看來，影片似乎還帶有些現實主義的風格，這一部灰暗色彩的家庭喜劇。
作為一部被影評人交口稱贊的獨立電影，《陽光小美女》的導演喬納森·戴頓和維萊莉·法瑞斯這對夫妻檔並沒有在影片中添加過多的說教，整部影片的精妙之處在於信手拈來的自然流露。在影片中無時無刻不在折射出整個美國社會的輸贏價值觀，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也只是事後之言，如果一個失敗者一直沒有獲得成功，那他永遠都是失敗者，如果他最終獲得了成功，那他就是英雄，哪怕是死後。這種定義標準是主流價值的取向，滲透在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影片中的小主人公奧利弗熱衷於選美也正是受到電視媒體的宣傳導向的影響。整個社會在這種價值觀的影響之下，所有人都充滿了功利心，而影片中的父親理查德正是一個受害者，在他的思維中除了贏就是輸，為此還瘋狂推銷他的「九步成功論」，並且對曾經自殺的弗蘭克很不以為然，將他視為「失敗者」。甚至連「陽光小美女」這樣的兒童選美也成為一種標桿，那一個個濃妝艷抹打扮的女孩，如同從一個模子里出來的芭比娃娃，求贏的功利心在人生的最初便被打上了烙印。
中國的社會狀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在社會重商風潮的引領下，層出不窮的人物專訪和年度評選出現在媒體，以及那一些光怪陸離的惡炒之風，人們開始瘋狂追逐著名利，輸贏便成為衡量人生價值的標准，這個世界的眼神被如此定義。這個世界似乎圍繞著成功者轉圈轉圈，所有平凡的芸芸眾生被淡化抹掉，非贏既輸，你是削尖了腦袋往上鑽還是甘於平淡碌碌一生？這種輸贏價值觀讓所有的人活得太累太累，這樣子的看重成功真的值得嗎？弗蘭克舅舅對德韋恩說起了普魯斯特的例子，一個生前的失敗者，可這又如何，你只須做了自己喜歡的事，未必需要他人的認同。
影片的過程有點象喜劇，影片的結局卻又象悲劇，當這失敗的一家子匆匆上路，等待他們的路途未必順暢，更有不少困難阻礙在等著他們，或許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千萬別把它當成一部勵志電影，影片並沒有給出什麼光明的答案，它只是刻畫了一些和我們一樣擁有失敗人生的普通人，在經歷過所謂的失敗之後重新審視成功與失敗的定義，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跟主流的輸贏價值觀道了聲再見。太多的電影是激勵成功，用一個功成名就的結局來樹立榜樣，而忘記了那些平凡的人生。而那些被定義為「失敗者」的人生或許可以通過這部電影得到撫慰，人生的意義並非只是這簡單的理論可以衡量的，生活必須繼續，可也並不是只有一條出路。
10. 安妮弗蘭克是怎麼的人
《安妮日記》作者
安妮·弗蘭克 Anne Frank
德國猶太人
1929年，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的一個猶太家庭；
1933年，希特勒上台，弗蘭克一家移居荷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德國法兩斯佔領了荷蘭；
為了逃避納粹的逮捕、監禁和屠殺，弗蘭克一家在朋友的幫助下，躲進父親的公司大樓里一處隱蔽的地方；
1944年8月有人告密，隱匿的8個人被捕並關進了集中營；
安妮被埋葬在貝爾森集中營的萬人坑。
二戰結束，僅安妮的父親生還；
《安妮日記》是安妮的第一本傳記，詳細描述了安妮短短的16年的生活，特別是安妮最後在密室和集中營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