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乾隆24功臣圖排在第一位的是誰
多爾袞——大清開國第一臣。
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阿巴亥第二子。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出生於赫圖阿拉（今遼寧省新賓縣老城）。清初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天命十一年（1626年），多爾袞被封貝勒；天聰二年（1628年），17歲的多爾袞隨皇太極出征，征討蒙古察哈爾部。因為軍功被賜號「墨爾根戴青」，成為正白旗旗主。天聰九年（1635年），多爾袞等率軍前往收降蒙古林丹汗之子額哲並獲得傳國玉璽。
崇德元年（1636年）因戰功封和碩睿親王，次年正月，皇太極令多爾袞追擊朝鮮國王家屬。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錦大戰中立下卓越戰功。皇太極死後，多爾袞和濟爾哈朗以輔政王身份輔佐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即帝位，稱攝政王；順治元年（1644年）指揮清軍入關，清朝入主中原，先後封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
順治七年（1650年）冬死於塞北狩獵途中，追封為「清成宗」，謚懋德修遠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兩個月後，於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剝奪多爾袞的封號，並掘其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為其平反，恢復睿親王封號，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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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袞的為政舉措
政治
定都北京清軍到達北京後，在是否將首都由沈陽遷到北京的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爭論。以阿濟格為首的反對派，主要以清軍入關太快、補給不足為理由，反對遷都。而多爾袞從統一和管轄整個中國的總戰略出發，主張遷都北京。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終於統一諸王、貝勒、大臣的意見，決定遷都北京，派遣輔國公吞齊喀等攜奏章迎駕。
創立制度
在政治體制上，多爾袞接受了明朝的現成制度，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但諸王貝勒親理部事的制度卻在入關前夕廢除掉了。到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於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
多爾袞力圖表現得比較開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來，並一再鼓勵官員犯顏直諫。總的來說，中央機構中雖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制度，還引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朝內閣要小得多，並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
重用漢官
清朝入關，百廢待舉，多爾袞令戒飭官吏，網羅賢才，收恤都市貧民。用湯若望議，釐正歷法，定名曰時憲歷 。並且倚重漢官範文程、洪承疇、馮銓等人，設大學士，行使原先明內閣的職責。承襲了明代「票擬」制度，即內閣對內外大小臣工的題奏本章草擬出批復意見，供皇帝審閱定奪。
誅除異己
順治初立，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哥怨多爾袞不擁立他為皇帝，有嫌隙。順治元年（1644年）夏四月戊午朔，以語侵睿親王多爾袞，為固山額真何洛會等所訐。訐告肅親王豪格怨望悖妄罪，多爾袞就以豪格「圖謀不軌」，削去他的王爵，廢豪格為庶人，其黨俄莫克圖等皆論死。
大臣揚善等以諂附，坐死。十月，大封諸王，又恢復了他的王爵。順治三年（1646年），多爾袞派豪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往四川鎮壓張獻忠大西軍。順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凱旋迴京，沒有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多爾袞與豪格有夙隙以豪格犯有包庇部屬、冒領軍功及提拔罪人揚善弟吉賽等罪名，將豪格囚禁於牢獄。三月，豪格死在獄中。多爾袞納豪格福晉為妃。
入關弊政
多爾袞有「六大弊政」，剃發、易服、圈地、占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
（1）剃發易服
清入關之初，多爾袞頒布「剃發易服」令，清廷明令清軍所到之處，限全體漢族人十日之內盡廢明朝衣冠，依從滿族剃發垂辮、著馬蹄箭袖的服飾習俗，違抗者處死，引起全國各地民眾的強烈反抗，很多人為此獻出生命。
（2）占房圈地
清軍入關後，以明末戰亂造成大批無主土地為由，強行將京畿土地無償分給八旗王公貴族，造成大批被圈土地的百姓流離失所，社會更加動盪。
清朝定都北京，大批滿族官民隨同遷入關內，分布在北京及京畿地區。為了解決他們的生計，多爾袞下令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北京內城（又叫北城）的幾十萬漢民強迫遷往外城（南城），騰空內城安置清朝皇室和八旗官兵。漢人搬遷時雖然給一點搬家費，但根本不夠買房或蓋房。許多漢民傾家盪產，或流離失所。
另一件事，是在京畿地區跑馬佔地。清廷派出官員，騎在馬上，拉開戶部發給的繩索，縱馬圈佔百姓良田，俗稱「跑馬佔地」。名義上是圈佔無主荒田，分給王公貴族和八旗官兵，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大量土地無償佔有了。
（3）投充逃人
清朝王公旗人富戶並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在圈佔的田地上設立農庄，因為缺少勞力，便實行逼民「投充」的政策，招收農民供其役使。許多漢人不願離開故土，或經濟破產，紛紛投充到八旗名下，充當奴僕。他們的處境非常悲慘，又引發大批逃亡問題。
多爾袞制定了嚴禁奴僕逃亡的法律，規定：抓獲逃人，鞭一百，歸還原主；隱匿者正法，家產沒收；左鄰右舍，各鞭一百，流放邊遠。這種肆意株連、刑罰過重的做法在社會上產生了嚴重惡果，與多爾袞「滿漢一家」的思想當然也是南轅北轍。
軍事
攻滅大順
清軍進入北京後，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十九日，多爾袞命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等部三萬余騎，由大同經榆林、延安迂迴入陝進攻大順軍；命和碩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所部進軍江南。
由於此前李自成為扭轉大順軍在山西、河南的頹勢，自十月十二日起反攻河南懷慶（今河南沁陽），連克濟源、孟縣，在柏香鎮大敗清軍，斬殺懷慶總兵金玉和等人。
多爾袞聞訊，急命正在南下進攻南明弘光政權的多鐸轉兵向西，先解懷慶之圍，然後由河南渡黃河，與英親王阿濟格形成南北夾攻之勢，兩路清軍同時進攻大順軍。李自成親率劉宗敏、劉芳亮等精銳部隊北上，准備與阿濟格軍決戰於陝北。十二月十五日，多鐸部進攻至陝州（今河南三門峽西），在靈寶境內擊敗大順軍後趨向潼關。
李自成聞訊後急忙率兵掉頭趕赴潼關。清軍為保證此次戰役的勝利，增調固山額真阿山、馬喇希等部經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濟市西北）援助潼關清軍，並調來紅衣大炮加強裝備。
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鐸率領的南路軍於潼關大敗大順軍。同時，英王阿濟格率領北路軍也一路過關斬將、勢如破竹，與多鐸會師西安指日可待。南北受敵的李自成棄西安南逃，出藍田，走商州（今陝西商縣），轉戰湖廣地區。
二月，多爾袞命阿濟格繼續揮兵追擊大順軍。三月，劉宗敏率所部大順軍佔領守備空虛的武昌，清軍追蹤而至，圍攻武昌。四月二十三日，劉宗敏率所部大順軍棄城突圍，遭清軍伏擊，大將劉宗敏負傷被俘，後清軍用弓弦將其勒死。
在此之前李自成率已部分大順軍從漢陽經嘉魚、蒲圻退至通城。五月十七日，李自成在湘鄂贛交界處的通城縣九宮山玄帝廟中拜神時遭當地鄉民所殺，大順政權至此滅亡。
社會
輕徭薄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爾袞進入北京後，宣布自順治元年起，薄稅斂。令曰：「明朝弊政，實行三餉，遼餉之外，復還有練餉、剿餉，數倍加派，近者十餘年，遠者二十年，以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更有糧料、召買諸多名目，各種私派巧取殃民。今與民約，凡正額賦外，一切加派盡予刪除。官吏若有不從者，察實治其罪。」
革除積弊
多爾袞進入北京後，還下令：「自明朝禍亂，刁風日競設機構訟，傷財敗俗心竊痛之！自今皆予以維新，凡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昧爽以前，罪無大小悉行豁免。有違諭訐訟者，以所告之罪罪其自身。田、婚、斗毆細故，就有司告理即可。重大案情者經撫按結案，不是機密要情，無許進入北京越級訴訴。有訟師誣陷良民的，加罪一等反坐訟師。」
民族
蒙古
在民族關系方面，多爾袞首先繼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對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爾沁、阿霸垓、扎魯特、鄂爾多斯、郭爾羅斯、土默特、蘇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漢、奈漢諸部曾入關協助清軍作戰，多爾袞對他們優勞有加，封賞甚豐，後來雙方的封貢往還長期不斷。
此外，雙方首腦人物也時有來往，如科爾沁部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郡王滿朱習禮等貴戚前來，多爾袞等親自迎送宴請。多爾袞因事出塞，也常與各部落王公貴族相會，從而不斷加深雙方的感情。]順治四年（1647年）八月，多爾袞自己也納阿霸垓部落篤思噶爾濟農之女為妃。
這些都是傳統的聯姻政策的體現。多爾袞正是通過這種手段，維持了北方的穩定。正如後來魏源所感嘆的：「世祖當草創初，沖齡踐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漠北蒙古喀爾喀部札薩克圖汗曾將滿人稱為「紅纓蒙古」，與清廷爾我相稱。 順治三年（1646年）初，蘇尼特部落的騰機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爾喀車臣汗，因此多爾袞命多鐸率軍平叛，並直接與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發生了沖突。事件平息之後，雙方經過書信往還和使者談判，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先後遣使謝罪，
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於清政府，還是在四十年後他們在噶爾丹的威脅下遷入內蒙的時候。另外多爾袞與漠西蒙古也開始往來。清軍入關後，准噶爾下屬的許多部落紛紛前來朝貢，巴圖爾琿台吉也與清廷建立了聯系，厄魯特下屬一些部落還曾幫助多爾袞鎮壓甘肅等地的起義。
西藏
統治西藏的和碩特顧實汗和達賴五世、班禪四世在順治二、三年間上表入貢，多爾袞也遣使攜禮物去慰問。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又派人敦請達賴喇嘛進京，加強雙方的關系。對已經不佔統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後代首領，多爾袞也沒有輕視，亦賜號錫誥。
回疆
吐魯番首領遣使入貢，多爾袞也表示歡迎，並同意對他們重新封爵。這樣，在多爾袞攝政時期，清廷已與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權及宗教政權建立或是恢復了聯系，為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進一步確立在這些地區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外交
清初與李氏朝鮮的往來比較頻繁。多爾袞入關之時，帶著入質世子在軍中，順治二年（1645年）又同意世子等回國。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鮮貢米、水果等物，並令朝鮮為他選美女，搞得朝鮮王國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對清抱敵視態度，當時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
但在順治元年（1644年）發生的漂倭事件中，多爾袞卻對那些日本人十分優待，又多次召見他們，「懇切地問話」，並在第二年送他們回國，向日本傳達了友善的態度。西方傳教士自明末以來就進入中國，但多爾袞並未以狹隘的民族偏見對待他們，這從他優待和信任湯若望的行動中可以明顯看出。
但對葡萄牙人入廣東貿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絕，這表現出多爾袞對少數為自己服務的外國人十分優寵，政策開明，而對有可能威脅清朝安全的較大規模雙邊交往則持保守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