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不同地区的丰镐遗址结构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在张家坡、客省庄、马王村、新旺村、沣东花园村、洛水村、普度村等地的丰镐遗址发现了夯土基址、房子、制骨作坊、陶窑、灰坑、窖藏坑和墓葬、车马坑等遗迹，为全面认识西周文化的面貌和内涵，确立西周遗址和墓葬的分期奠定了基础。丰京也称丰邑，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地迁到这里，即今客省庄村北至海家坡一线，南到石榴村至鲁坡头，面积8平方千米至10平方千米，是一处南北狭长、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位于丰京东北部的客省庄、马王村是一片濒临沣河的高地，有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夯土基址建筑群的西部还发现几处西周贵族居址。丰京南部的新旺村、冯村也是一片较为平坦的高地，发现有西周窖藏青铜器，可能也是丰京内西周重要贵族的居址。位于丰京西北部的张家坡岗地，东西约600米，南北约400米，西周初期作居址使用，西周早期以后，成为丰京区域内最大的一处公共墓地。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商周时期的西北界临沣水，东界古潏水，南近洨河，也是一处四面环水、相对密闭的地区。由于遭到汉代上林苑、昆明池的破坏，范围和总体布局不很明晰。
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度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花楼子村与洛水村之间，在北临沣河的高阳原较低的阶地上曾发现10处西周夯土建筑。在洛水村西和普度村北还发现有制陶作坊遗址和大型夯土基址，斗门镇则发现西周窖穴、灰坑和大批窖藏青铜器。另外，在花园村北至普度村东高地上，在约5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数百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并发现了长甶盉、禽鼎、方鼎、簋、伯姜鼎等。花楼子村与洛水村之间一号建筑基址东西长45米，南北宽25米，也是一座面南坐北的高台建筑。这些建筑基址中发现大量瓦、白灰面墙皮、红烧土块和残破的陶器。而在建筑群体的周围发现有西周时期道路、小面积池沼、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周围有大量周瓦残片。小型房屋均是地穴或半地穴式，平面呈长方形、方形、圆形或椭圆形，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有一条坡形或阶梯状的通道将住室分成两半，屋内有灶坑，早期的居住面比较平整且经火焙烧。房屋附近常有窖穴、灰坑、水井等。窖穴为圆形袋状，底较平，灰坑多椭圆形，底不平。那时有很多的窖穴和灰坑也会被当作房屋使用。水井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类，井壁有对称的脚窝，井深9米以上。遗址中发现陶窑20余座，分为横式窑和竖式窑两类，窑室都呈圆拱形。比如洛水村的陶窑为竖式窑，火膛位于窑室下面，窑箅上有数个圆孔形的火道。客省庄的陶窑为横式窑，火膛位于窑室的前方，是一个筒状的甬道，窑室周壁有环形的火道和一条分火道。
B. 火锅和涮锅的区别是什么
火锅和涮羊肉在其发源地和历史渊源等方面都是有着不同的，它们的具体区别为：
1、历史渊源不同。早在周代的鼎器应是火锅最早的雏形，据考证，战国时期即有火锅，时人以陶罐为锅，到宋代，火锅的吃法在民间已十分常见；而涮羊肉是在始于元代，兴起于清代。
3、火锅的起源不同。火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在中国三国时期或魏文帝时代，那时的“铜鼎”，就是火锅的前身；另一种说是火锅始于东汉，出土文物中的“斗”就是指火锅。
而涮羊肉起源于元代，相传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一日，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他猛想起家乡的清炖羊肉，于是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时，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
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自此产生了涮羊肉。
C. 什么叫二里头文化时期~。。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 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 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 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 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 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 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 发现。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 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 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 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 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 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 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 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 酒器则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 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 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 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 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卷沿圜底盆、大口 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 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 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 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 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 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 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 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 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 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 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 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 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 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 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 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 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 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 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4期。
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 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 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 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 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 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 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 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号宫殿的基址长 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 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 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 制与 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 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 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 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 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 坊址。
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 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 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 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 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 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 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 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 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 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 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 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 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 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 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 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 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 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 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 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 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 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 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 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 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 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 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 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 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 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 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 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 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 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 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 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 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 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 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 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 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 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 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 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 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 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 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 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 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 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 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 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 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 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 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 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 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 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 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 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 渊源。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 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 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 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 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 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 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
我家就是偃师的 问对人了。
D. 陶器的制作方法是什么
陶器的制作方法
揉泥。
揉泥是陶艺创作中首先要掌握的技巧或者是训练的方法,是成型创作的第一道工序。揉泥，目的在于排空泥料中的气泡，使得泥料进一步紧致。缺少这一道工序，则容易出现坯体中含有气泡，坯体干燥烧制时容易破裂变形。
E. 黑陶器皿上的凹凸单线纹或复线纹叫什么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亦有人称为轮纹或弦线），也具有一种韵律美。具体如下：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我国中原和西北地区的彩陶工艺衰落之后，在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的广大地区，兴起了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以出现较多的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为“黑陶文化”。因为它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所以称之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东起山东半岛，这里是黑陶文化发达的中心，西到河南、陕西地区，北到辽东半岛，南过杭州湾地区，向更南发展，到达江西的樟树镇和台湾省。
典型的龙山文化，是以山东为中心，北迄辽东半岛，南达江苏北部。陶器的制作以轮制为最多，约占全部陶器的一半以上。纹饰有弦纹和划纹，但以素面或磨光的为最多，绳纹、篮纹极罕见。器行常见有鬶和鬼脸式腿的鼎，高圈足镂孔豆和杯、盘等也很多。薄而光的蛋壳黑陶的大量出现，是这类文化的突出特征。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张国庆，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艺精湛。他做成的最薄的蛋壳陶杯杯壁只有0.05毫米厚，远远超过出土的蛋壳陶杯。以前的蛋壳陶杯最高25厘米，他的作品通高达到27厘米，几乎算是蛋壳陶杯的高度极限了。
黑陶的工艺制作，已经采用轮制。制陶工艺由手工的泥条盘筑法到轮制，是一个极大的技术革新。它使所制器行浑圆工整，器皿的口、腹、底皆趋于正圆的形式。气胎厚薄均匀，也大大提高了制陶生产力。同时，已掌握了封窑技术，陶窑也有很大的改进,例如火口很小，有较窄较深的火膛，这能加强窑室的温度，也便于在烧时封闭而使之还原，提高器物的烧成硬度，并产生灰或黑的色彩效果。这些因素，形成了黑陶工艺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黑陶工艺具有黑、薄、光、纽四个特点。黑是指它有乌黑的色彩；薄是指器行很薄，所以黑陶又有“蛋皮陶”之称；光是指它具有光泽的器表；钮是器物多有穿绳或手持的器耳或盖纽。
陶器工艺的造型，是适应生活实用的要求而考虑的。黑陶的造型，比之彩陶工艺更是丰富多样，并且也逐渐定型化。陶器的品种除了尖顶瓶、罐、盆等彩陶工艺的造型外，还大批出现了鬲、簋、鬶、杯等品种。鼎在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大都是三条实足，这时已渐定型为盆形或罐形鼎。
黑陶工艺的装饰，一般不用彩绘，除用镂空的手法外，大都朴素无华。但在轮制过程中，往往在器皿上形成凹凸的单线或复线轮纹（或称弦纹），使人感到一种节奏的美。
F. 没有暖气，故宫里的冬天如何取暖
顺德城市网综合消息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房屋共有九千余间，但是在偌大的紫禁城却没有一个烟囱，古代没有暖气和空调，皇帝一家又是怎样取暖的呢？
古代地暖
真相出乎你的想象――其实故宫里早就用上“地暖”了。人们都以为地暖是现代人的发明，其实地暖早在明代就出现了，只是叫法不一样，叫地炕。晚明太监刘若愚着的《酌中志》写道：“乾清宫大殿??右向东曰懋勤殿，先帝创造地炕于此，恒临御之。”“十月??是时夜已渐长，内臣始烧地炕。”到了清朝，地炕成为主要的供暖方式。
故宫里的地暖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一切机关都在地下：在一些重要宫殿内，地面下建有火道，将引燃的木炭倒入地炕口，木炭燃烧产生的热气顺着火道流动，慢慢将室内的地板砖烤热，从而使室温升高。此外，这种火道还直通睡觉的炕下面，比较像东北的火炕。这种火道被形象地称作“地龙”。
既然燃料是木炭，怎么可能没有烟囱呢？原来玄机在这里：首先，火道的入口都是设置在室外的，叫火膛，太监在室外往火膛里添火加炭，火道的尽头都设有排烟孔，烟气向外排出。
其次，没有烟气产生的原因在于燃料。皇宫取暖材料主要是煤和木炭。煤多是来自宁夏的太西煤，太西煤乌黑发亮，触之不染，燃之无烟无味，且有极高的发热量。故宁夏的煤曾被称为“御煤”。木炭叫“红罗炭”，用通州、大兴等近郊地区的硬实木材烧成，按尺寸锯截，盛入涂有红土的小圆荆筐，运送到西安门外（今称此地为红罗厂）存贮，再送入宫内使用。如今西安门外红罗厂大街，就是当年存贮木炭的地方。如此一来，室内没有明火，便不会产生烟气。这可不是为了环保，而是因为故宫的宫殿都是木制的，防止烟灰熏黑宫殿。
但是“地暖”的施工难度系数大，需要打通宫殿地下部分，施工不便且易引起建筑下陷，所以只有少数帝后起居的宫殿内建有地炕。如养心殿、坤宁宫内的东西暖阁内，就有“地暖”供应。
坤宁宫东暖阁，如今还保留着这种地炕，去故宫游玩时，还能在一些建筑台基上见到地炕口和排烟口。
火炉取暖
在清代故宫中，火炉是一种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不住人的宫殿，冬季一般用火盆或熏笼取暖。熏笼是一种炭火盆，分为盆和笼两部分，大的熏笼重达数百斤，通高1米多，有的是青铜镏金的，有的是掐丝珐琅的，制作十分华贵精美。
在没有地下火道的宫殿，均备有炭火盆。那时的炭火盆样式非常多，为了体现皇家的尊贵，这些取暖设备往往制作精美。如太和殿的两个炭盆，是用造价高昂的景泰蓝烧制而成，为防火星外溅，火盆外还加盖有金属网盖，既实用又美观。
但是由于故宫楼宇建筑面积太大，火盆取暖的效果并不显着，比较适合用在起居的宫殿。再者，火盆容易引起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只能作为辅助的取暖方式。
手炉和脚炉
在影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皇妃手中拿着精致的“暖手宝”，这是一种小炭炉，暖手的叫手炉，炉身外加罩，通常放置在火炕上或炕桌上的，手炉上端设有提梁，随手可以提动。这可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帝后及妃嫔们才能使用，制作精巧别致。放在脚下暖脚的叫脚炉。脚炉要比手炉大一些，用锡或者铜做成，可随身携带，或者放入被窝中。
宫墙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宫墙是紫禁城内防寒的第一道利器，通常以院落为单位。每个院落都会有单独的围墙。这一道又一道的围墙，除了分隔空间的功能外，还可用来防火和抵御冬天的寒风。
此外，紫禁城内的大部分宫殿都坐北朝南，这种设计本身就有利于依靠自然光照取暖。而且，宫殿的墙壁和屋顶大都建得很厚，冬天起到很好的保暖效果。
虽然没有空调和暖气，但是有了以上保暖“法宝”，即使是在严寒的冬天，故宫也是一个温暖的“王国”。
G.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用流程图说明
中国经历了一个发达的青铜礼器铸作和使用的阶段，这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现有的资料表明，到晚商时候，殷墟青铜器的陶范铸造生产工艺流程已经基本规范化。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地研究，可以揭示先秦青铜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进而了解中国青铜时代进行陶范铸造的技术选择的深层动因。
一 陶范铸造的工艺流程 所谓陶范铸造，是将金属熔炼成符合一定成分要求的液体并倾倒入预先制好的陶质铸型中，经冷却凝固、清整处理后得到有预定几何形状和物理化学性能的器件的工艺过程，这是是一个复杂的多工艺过程，其典型工序流程如下：
图1 青铜器铸造工序流程（引自《中国上古金属技术》）
殷墟铸铜遗址从未发现炼炉和炼渣，表明冶炼和铸造工艺是分地进行的。因此，安阳的青铜生产工序不包括上图的左边第一个方框里的矿石开采和粗炼，但不排除有精炼的工序。由上图可见，在浇注开始之前，制备陶范的工序和熔炼合金的工序是同步进行的。以下我们概述各个环节的具体做法（铸型的制作部分详见即将发表于《考古》的《殷墟青铜礼器铸型制作工艺》，本文从简）。
（一） 铸型的制作
1、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
这一步骤即图1所示的泥料选取和泥料加工工序。
为了解殷墟时期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工艺，必须对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进行科学检测。迄今为止，殷墟已发现的几处较大的铸铜遗址中，只有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东南地出土的部分陶范做了较为详细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殷墟陶范采用当地的粘土，经淘洗、练泥、陈腐的工序进行处理，并添加河砂、蚌粉（或其它硅酸盐物质）、植物质等羼和料，主要是为增加陶范的耐热急变性能，改善铸造性能。相比而言，芯中含更多羼和料，以具有更好的耐热度和溃散性。陶范添加的羼和料的数量多于陶器，这可能与铸造性能的要求有关。陶范的分型面上有刷涂红色细泥浆或者烟熏的现象，可能是为提高表面质量所采取的举措。
必须指出，究竟使用何种粘土，是地下的生土，还是河流的沉积土，一直存在讨论。而使用化学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得出直接的结论。目前笔者正在与威斯康辛大学的Jim Stoltman教授合作，利用偏光显微镜分析陶范的物理结构，了解原材料的选择和孱和料的添加等工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做法更便于恢复历史的本真。先民们在对材料进行改性的时候，首先看到是它的物理性能的变化。比如淘洗，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含泥量，虽然化学分析显示氧化钙有降低，但这不是古人的目的。换言之，可以通过氧化钙的降低的现象反证造型材料可能经过淘洗，特别是面料经过淘洗。
2 铸型的设计和制作
铸型通常是由范、芯以及芯撑组合而成的带有内部空腔的封闭实体，空腔即为待铸物体的形状。范形成器物的外表，芯则形成器物的内腔、孔以及某些中空部分。范与范的结合面谓之分型面。
殷墟铸型的做法是将陶土塑制成模，可能采用了类似陶器的制作工艺，模的形状是按照制范的需要设计的，因此较大器物的模一般是按照不同的部位分别制作，整体模型中不必要的部分会被省略，以节约材料和工时。模上花纹的制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表面贴附泥片，上面雕刻花纹；一种是在模的表面塑制主体花纹的轮廓，再用朱砂描绘次一级花纹的线条。
用模翻范，在范上剔刻花纹的细部，有些花纹是直接在范上模印或刻制的，如�肩部的圆涡纹（如图9），这种做法可视作侯马时期模印法的先声。
安阳陶范有两种做法，即李永迪命名的I式范和II式范。前者分型面上没有榫卯，背部光滑，仅有一个水平或垂直的凸棱，较薄，可能主要在三家庄阶段和殷墟一期使用。I式范中有些花纹范，多为一组较窄的花纹，可能是嵌入外面的陶范使用的。II式范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后使用，它的背部凹凸不平，为指窝按压的痕迹，分型面上有榫卯。
针对不同形状和种类的青铜器，一般是按照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来分范，分范的形式比较复杂，这一问题将另文详述。使用复合范的办法制作高浮雕兽头，即在器物范上留下空腔，在凹槽内放置一块范泥，用活块兽头模压印出兽头，也有可能镶嵌小兽头范。
由于对耐火度、退让性和溃散性的高要求，芯很可能是单独制作的，而并非如石璋如所言是完全用模刮去铸件壁厚制成的，特别是一些大型器物的芯，往往是依托不同部位的范，使用粗砂泥夯筑而成。出土的芯一般呈砖红色，质地较为松散和粗糙，不同于质地细腻的模。足等部位的盲芯往往设有泥芯撑，用以同范配合。形成器物空腔的芯带有芯头，芯头侧面有榫，中心有凹窝，用以同底范配合。带有铭文的泥芯多半是由泥模翻印而来，翻印后的阳文还需经过刻制修整，在字的笔画旁边可见清晰的刻槽。其上顶面带有配合用的凸榫，用以镶嵌到器物泥芯上。
3 铸型的干燥、焙烧和装配
铸型制就的下一工序是干燥，组装之后整体焙烧还是分别焙烧之后组装，还存在不同意见。组装之后还要再次干燥(同时也是预热)，方能浇注。 范脱模后，需在背阴处自然干燥(阴干)，使水分缓慢而均匀地蒸发，这对控制范的变形，保证其严密性至关紧要。小型铸型可能是在烘范窑中焙烧的，窑形结构与小型陶窑相同。这一步骤的重点在于焙烧工艺，谭德睿曾认为陶范焙烧温度高于850度，笔者和刘歆益合作研究，初步认为焙烧温度可能只有600度左右，远远低于陶器的烧成温度。这也与万家保的复原实验的数据比较接近。
多数铸范都在分型面开设榫卯，用以配合组成铸型。在芯和范之间有时还需要设置金属芯撑。
大型器物需要使用底范，芯和底范是联接在一起的。有些大型器物直接在底面夯筑底范，比如孝民屯发现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
三足器通常在足的上方安放浇口范，其中一足作为浇口，另两足是出气孔，圈足器的浇口也设在足上，底范会做出浇道的部分。
至此，整个铸型制作完成。
（二）合金的熔炼和配制
这个问题是整个铸造流程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本上所有的步骤都是推测，并且存在争论。
1 关于熔铜器具的讨论
安阳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均出土大量经高温灼烧的陶质残片，有些表面有高温灼烧的裂痕（图2），有的表面已经釉质化，呈玻璃态，背面有泥条盘筑或者草拌泥的痕迹。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就是熔炉的残片，采用内燃式加热。对苗圃北地出土的残片分析显示，除1个样品的烧流层内有较多量的铜外，另外两个样品只有微量的铜，3个样品均有痕量的锡、铅等存在。
图2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质残片（上：正面，下：背面）
笔者曾分析2片这种样品，发现有较高的二氧化硅含量和氧化钙含量，特别是背层，氧化钙含量更高。推测残片的原料很可能是在原生土内加入砂粒和蚌粉得到的。样品背层的烧失量较大，说明还另外加入了植物茎叶，也就是由草拌泥糊成。其中1块样品的焙烧温度高于900℃。有1块样品上附有很少一点铜渣，经检测，含铜、锡、铅三种元素 。
笔者在对安阳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量这种“熔炉”残片进行整理的时候，发现绝大多数残片表面都没有附着金属，即使灼烧得很厉害，表面已接近釉质的样品，从外观上也看不到金属的遗迹，只有少量残片表面粘附有木炭和金属。但是，在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普遍发现一种表面粘有铜液的残块，有粗砂硬陶和细砂泥质两种，出土时均为小片，不能复原(图3)。此类残片多数有数层衬面，每层衬面均粘有铜液，证明它多次修缮和使用。炉衬表面与铜液接触部分呈灰绿色，且多已烧成了小孔蜂窝状。背面多为较疏松的红烧土。刘屿霞曾多次提到许多红烧土碎片上有炼渣，可能就是这种遗迹 。苗圃北地的发掘者也认为它属于坩埚类的熔铜工具 。
图3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坩埚残片（上：正面 下：背面）
这不禁使人产生一种疑问��遗址中的“熔炉”和“坩埚”残片到底与金属熔炼是何种关系？
郑州南关外早商铸铜基址出土了一座熔炉的残底，炉的上部残失，只剩一直径约1.60-2.60米的近椭圆形凹坑，坑内填有铜渣、炉壁块、木炭屑、大口尊、坩埚片和红烧土块等。作者推测这是一座熔铜炉，熔铜的工序是先放木炭、次置坩埚、最后再燃火熔铜 。
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出土了近千块的“熔炉残片”，表面烧成龟裂甚至玻璃化，有的还粘有木炭和铜粒，背面有草拌泥的炉圈。但是锅底状的所谓“炉缸”，则内附铜渣两层，材质为红烧土，非常类似于上述的这种坩埚残片 。很难想象，这种不同质地的所谓“炉缸”和“炉圈”属于同一熔炉的不同部分。
北窑铸铜遗址还出土了两座烧窑，窑壁平整垂直，内壁烧结成流状，外壁为红烧土，窑顶封闭，平顶，窑顶中心偏北设一圆筒型烟道（图4）。虽然该窑还属于横穴形的升焰窑，但其燃烧室和烧成室的结构型配置已经接近于马蹄形半倒焰窑，具有较好的加热效果 。发掘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个烧窑的用途，但很可能与熔炼金属有关，因为如果是烘范窑，通常仅烧到几网络，无法达到让窑壁都烧流的程度。
因此，荆志淳教授和Jim Stoltman教授提出：真正的熔铜器物可能是坩埚，而不是那种陶质熔炉，换言之，是坩埚直接接触金属液，而熔炉则是加热坩埚的器具，这样才能满足浇注时高达1200－1300℃的要求。巴纳先生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熔铜器具，陶窑内放置很大的外热式坩埚，埚壁出铜处做得很薄，有管道和窑壁相通，熔化时将管道堵住；铜水化得后，打开管道用棍捅破埚壁，铜水即泻出供浇注用（图5） 。华觉明曾置疑其坩埚的尺寸太大，不能保证合金的熔融，如果坩埚一捅即破，则很难保证其熔炼过程中不会熔穿。尽管存在上述疑问，笔者仍旧认为这种设想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为其能够达到较高的温度，也能解释为何许多熔炉残片表面都没有粘附铜液，它们很可能是窑壁的残片。但是，由于陶质熔炉残片的烧流层也曾检测出多量的铜，因此还不能否认其作为熔炉的可能性。
为此，笔者和Stoltman教授分别提取了大量样品，欲对这两种残片的化学成分、显微结构和制作方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荆志淳和岳占伟在安阳着手进行复原实验，测算这种窑炉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以期作进一步的讨论和深入研究。
图4 河南洛阳北窑地下升焰式横穴窑
图5 巴纳设想的熔铜窑炉图
2 鼓风
鼓风设施的应用和改进，对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至关紧要。
我们在安阳的所有铸铜遗址都发现了陶管（图6），少数陶管表面粘有铜渣，它与铜器铸造有关是勿庸置疑的，侯马铸铜遗址也曾出土类似的遗物，并认为是鼓风的工具 。在周原也有类似的发现。泰利科特的《冶金史》一书中有埃及金匠使用带陶风嘴的吹管的材料（约1460B.C.,如图7）。但是这种陶管的用法可能与这种埃及的吹管有所区别，具体如何使用，目前还不清楚。
图6 孝民屯东南地铸铜遗址出土陶管
图7 埃及金匠用陶吹管吹火助熔（转引自《中国古代金属技术》，326页，图8－20）
“橐”这种风囊鼓风器，尽管并不知道确切始于何时，却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尽管在商代并未发现橐或其他鼓风器的遗存，但是《金文编》附录上11中有“ ” 字，此字一般出现在爵、觚、鼎上，形如皮囊，应为“橐”的古写，又《甲骨文编》中有“ ”字，如同用手提引皮橐，这些都可以作为商代使用皮风囊的佐证。
在清代刘�云《矿政辑略》中说，这种鼓风的皮囊，是使用一整张黑山羊的皮缝合，仅在腹部留出小孔，塞入竹筒，深约两三寸。使用的时候，将皮囊套在脚上用脚踩住，一手提住皮头，从上到下按压，则风就会从竹筒中喷出，可用于炊事或者冶炼。这种原始形式的皮风囊，至今仍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使用，如民族学调查所见的藏族使用的皮囊（图8），由通风管、皮囊和闭合装置组成，操作者用手启闭控制鼓风 。印度也有类似的材料，与藏族使用的非常相似（图9）。这种工具对于小规模熔炼还是很适用的，便携，制作也方便。
图8 藏族使用的皮囊（转引自王工硕士论文）
图9 印度使用的气囊
目前还无法确知安阳时期鼓风的器具和作用形式，但是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即已使用多橐鼓风。以安阳当时熔炼合金的温度以及规模而论，很可能已经使用多橐鼓风，并且，商代的鼓风器可能比藏族使用的皮囊还要复杂。
3 合金的配制
商代青铜合金的配制是在专门的铸造场地或者作坊中进行的。到了晚商阶段，已经熟练掌握了铜－锡－铅三元合金的冶炼和熔化技术。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已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来有意地采取不同配比的合金。同时，原料的供应是否丰厚，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等级身分的尊卑，都可能对青铜器的合金配比造成影响。
但是，迄今为止，殷墟青铜器的合金配制的工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苗圃北地铸铜遗址曾出土了一件长方形铜块，有学者推断其是作为铸造青铜器的备用料 。这块铜块究竟是人们有意生产的低锡合金锭？还是浇注锡青铜器时多余金属液的结块？此铜块中的锡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还是冶炼含锡铜矿时带入的？仍有待判定。由于没有发现锡锭，故殷墟出土的大量锡青铜器是如何合金化的，尚需进一步研究。殷墟小屯村E16坑曾出土有2块铅锭。2块铅锭的金属部分含高纯量的铅及微量锌、砷 。铅锭的存在表明是用金属铅直接配制青铜合金的。。近年来安阳在一处商代水井中发现一件椭圆形的大金属块，对其进行分析检测，将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三）浇注
浇注是将熔融的铜合金注入铸型型腔的过程。为了提高充型能力，可能采用了预热铸型、过热浇注和配制充型力强的合金等措施。
预热铸型是提高充型能力的措施之一，万家保在复原试铸商代青铜器时将铸型预热到300－400℃ ，冯富根等则预热至400－500℃，浇注时的铸型温度在200～300℃ ，均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
无论是纯铜还是铜合金，液态温度越高，流动性越好，充型能力越强，反之则相反。因之，浇注温度要高于熔点。现代铸造工艺将这个温度差称之为过热温度 。殷商铸铜的浇注温度尚未见诸测定报告。万家保复原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350℃ ，冯富根等试铸时的熔化温度为1200℃、浇注温度在1100~1200℃ 。根据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熔炉温度为1200～1250℃ ，可知冯富根等人的试铸更接近于真实情况。另外，过热温度越高，铜合金的吸气能力越大，易使铸件生成气孔。因此，过热温度的掌握应恰到好处。
小型器物当是用浇包来浇铸的，大型铜器则可能使用浇包和槽道浇注。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了一座半地穴式的工棚，底部安放有大型的长方形底范，如前图16所示，同时残存几条有流向的灰色发亮的流面，据推测是铜液流经的槽道。透过这些现象可以猜测，如果将浇包安放在当时的地面上，铸造时捅开，铜液即可由槽道而注入安于棚底的铸型 。孝民屯铸铜遗址出土的大型圆形器物底范也位于半地穴的F43内，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大型器物铸造时有可能已采用《天工开物》所载槽注法，采用四到八个浇包同时槽注。
（四）铸后加工
《荀子•疆国篇》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 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厉之，则蠡盘盂，刎牛马，忽然耳。”这一段话不仅特指铜剑铸作，于先秦青铜器制作亦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他把器件铸作明确地分成铸造、铸后加工两阶段。
其中，前四句概括了古代青铜器冶铸工艺的四个要素，意为：铸型必须形制端正、尺寸准确，要用优质的铜锡配制合金，匠师具有熟练的技巧，合金的熔炼、浇注均要火候得当。这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冶铸技术要诀的理解，为人们多所援引。但是，后一段被提及的比例远远低于前者，说明人们没有将铸后加工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铸后加工对于器件的最终质量具有关键的作用，通常包括脱范、清理、磨砺等。脱范后有局部缺损的铸件还需补缀。
器物铸成冷却后，用力敲打即可去除铸范，泥芯因附着器内，较难去除，需要使用工具将其剔凿出来。然后使用锤击、锯截、錾凿和刮削等手法，以去除浇口、飞边、毛刺和多肉等。所用的工具包括一些金属器具，比如铜削、铜刻针等。
殷墟青铜器的补缀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熔补，即直接以熔融铜液倾倒在需补缀的孔洞或裂隙上；另一种是补铸，如果青铜器的一部分或附件，如足或�等，由于种种原因未铸成或断折，则需在残体上做范，再经浇注与器体熔接而成。
铸坯变为成品、具有较好的外观，磨砺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青铜礼器上的磨痕现仍清晰可辨，应是用粗细砺石逐道加工而成。孝民屯铸铜遗址就出土了数千块磨石，大小、厚薄、形状不一，质料有粗、细砂岩两种，用之打磨修整铜器的表面，也说明该道工序的工作量之大。殷墟铸铜遗址中木炭往往与砺石同出，在磨光之后，有可能使用木炭在水中打磨器物，使铜器发亮 。
那么，铸后加工的工作量到底在铸作过程中占有多大的比重呢？由于缺少记载，仅凭出土实物和冶铸遗存的情况难以得到确证。华觉明根据史贻直、德成等于干隆二十四年编纂的《钦定工部则例九十五卷》的记载进行了统计和计算，用拨蜡法制作爵、�等礼器，铸造阶段用工量仅为用工总量的4.20%～5.30%。如以铸造用工量为1，则前期准备的用工量是7.07～8.92，铸后用工的加工量高达10.29～15.09。即使除却镟里合口、年号镌刻、烧古诸项商周青铜器没有的工艺，仍然高达6.29～10.18 。由此推测：商代青铜礼器形制复杂，又仅用铜质、石质工具进行操作，依器件复杂程度不同大概接近6～10的范畴，象司母戊鼎、司母辛鼎这样的大件，或者还需更多。
也许正因为铸后加工如此繁复，才迫使铸师们代复一代地想方设法改进工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发达、铸铜工序的严格可能与此不无干系。在一定条件下，不利因素之逼迫正是促进工艺更替的重要动因。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技术演进的本质及有关因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二 讨论
1、两大技术体系的结合
综上所述，殷墟时期青铜器陶范铸造工艺具有非常复杂的生产工序，显示出青铜器的铸造不像陶器、骨器、玉器那样是单一行业独立完成的，而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
《墨子•耕柱篇》有云：“陶铸之于昆吾”，指的即是用陶范铸造铜器。在中国古代，“陶冶”、“陶铸”是当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反映了冶铸与制陶的历史联系。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冶铸技术，其根底是在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之中。具体表现在：许多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以各种陶器为祖型；铜器的成形由制陶术的模制工艺得到启示；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造型材料的选取和制备、铸型的加工制作技术亦均来自制陶术。
中国青铜器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征有三，即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这三者与陶器都有着直接关系。比如鼎、簋、觚、爵等主要器形，都可以在陶器中找到它的原型，而二里头时期封顶铜�对封顶陶�的模仿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也都分别能在彩陶的纹饰中找到祖型。在陶器上刻画符号的思想很可能为铸造业继承而形成铜器上的铭文。
熔炼金属的高温技术来源于制陶业的经验，这一点前面已有详细的讨论。对于制陶业而言，高温技术的突破性改进来自窑炉的发明。烧成温度的高低，气氛性质的好坏，取决于窑炉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是取决于窑炉抽吸空气量的多少，窑炉是朝着能控制进窑空气量，提高烧成温度，掌握还原气氛的方向发展的 。竖穴式的升焰窑，火眼的数量和分布非常重要，火眼数量越多，火与陶坯的热交换越均匀，远处的火眼采用放大孔径的办法来弥补火焰压力的不足，以此来达到改善窑内的温度分布状况。火膛越大窑炉升温越快，温度越高 。这些技术都被铸造业继承。采用高温技术(包括对炉气的控制等)改变天然物性质，得到所需要的属性，最先是在陶器烧制中实现的，然后，又由青铜冶铸业所继承和发展。所以，就对自然界的变革和作业性质来说，与其它手工业技术相比，青铜冶铸和制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制备技术非常关键。古代陶器质地较致密，气孔率低，氧化铁(Fe203)含量较高，氧化钙(CaO)含量低，一般不采用农耕土和含腐殖质较多的地表土，也不用普通黄土，而是选取红土、沉积土、黑土为原料，有时需掺砂、蚌粉、植物质、陶末等孱和料以减少收缩和改善其耐激冷、激热的性能 。所有这些工艺经验和焙烧规范都在铸型材料的制备中得到了体现。陶范和陶器材料的制作和焙烧工艺的不同显示出制陶部门为提高铸造性能所做的工艺调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澄清细节。也提醒我们，对金属技术进行研究，还要兼及对陶瓷技术的深入理解。中国绵延的黄土环境，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既已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直接关系着为何中国青铜时代会选择陶范铸造这样一个工艺系统，而不是锻造或是其它铸造方法。
2、铸造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一条笔者不能展开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另外一个很复杂的题目，将另文详述。
唐际根以殷墟有承继关系的2000座墓葬为基础，利用统计分析，提出晚商社会是以氏为单位的平行结构，同时具有垂直分布的社会阶层，王室或精英阶层不足不到1％，贵族阶层占7－10％，82－87％的人口属于平民，而最低的阶层只有大约3－7％，这一结果表明商代不是奴隶社会，而以平民为主 。这个发现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工匠的身份问题，进而探讨殷墟冶铸业的组织管理。
根据对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工”、“多工”、“百工”等词的释读和辨析，认为殷墟时期的工匠多半具有平民的身份。而殷墟西区墓地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工匠墓地研究显示，大部分出工具的墓均规模较小，一般都有棺，或有棺有椁，并有成组的陶器或一两件青铜礼器。这说明这些墓主人生前有一定的生产工具和财富，并有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很可能是“工”的主体，在作坊中从事技术性的工作。从各墓区中墓葬的延续性来看，这些“工”以家族为单位，世守其业，与文献上记载的“工之子恒为工”（《国语•齐语》）一致。商代和西周铜器上多镌刻有族徽，许多都对应着不同的职业，说明在商代开始，各族群的职业明显趋于专一化 。
《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些族的名称被认为与其职业相关，比如陶（陶器）、施（旗帜）、 （炊器）、长勺和尾勺（酒器）、索（绳索）、樊（防护围栏）等 ，索氏器的发现亦证明这些人可能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卜辞关于“左工”，“右工”的记述，也被认为可能存在类似于军队的编制 ，这说明当时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的。
根据铭文辨识和有限的考古资料，参考春秋战国时的情况 ，对殷墟铸造业的组织管理作一个可能的推测：殷墟冶铸业的管理似乎也有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但是不如战国时期那样规范和严密。
王室成员或高级贵族作为监造者，不参与实际生产，在铭文中常有“××作器”的记载。
“司工”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员；“多工”为从事管理的下层官吏。
制造者为“工”，具有较高技艺的匠师从事技术设计和操作指挥；工匠，承担大部分的生产活动，可能存在制模、制范和铸器的技术分工，由不同的族众来分别完成；工奴可能来自俘虏、罪人或家奴，从事铸造生产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繁重体力劳动，比如取土、练泥、焙烧陶范、加热鼓风、搬运以及铸后清理等。
以铸造司母戊大鼎这样重达八百多公斤的铜器为例，运土、备料、制模、制范、制芯、合范、焙烧、合金熔炼、鼓风、浇注、清理、打磨，大概需要上百人同时工作。要这么多人有条不紊地工作，须有高超的管理水平和严格的纪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以下三条结论。
1、殷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均已步入规范化，并达到较高的水平。殷墟铸造业规模的扩大、铜器产量的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工艺流程的规范化、工艺控制的严格性基础上的。
2、必须依托于严格的组织管理，才能完成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使得铜器的复杂化生产过程得以实现。
3、中国青铜时代陶范铸造的工艺选择，是与中国的黄土环境及与之相应的高超的制陶技术密切相关的。
H. 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命名是什么
考古第一个以遗址命名是仰韶遗址。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中国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是仰韶文化的中心。仰韶文化的名称来源于其第一个发掘地——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
结构：
仰韶文化特大型房屋基址编号01HLXF105，叠压于第二次发掘的面积稍小的同时期房址F104之下，保存基本完好。其以弧角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围以回廊。
大致位于前墙中部的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室内设大而深的柱洞，柱洞下置础石，近门口处有一火膛，地基与居住面处理十分考究，各种设施齐备，布局井然有序，形成一个结构复杂严谨的建筑整体。该基址坐西面东，门道方向110°。
I. 红山文化是什么时期的
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的。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
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
(9)什么是火膛图片扩展阅读：
经济状况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
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 6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
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